如何充分利用数字资源以实现创新绩效的提升，是推动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议题。现有研究集中于动态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却鲜少解析动态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内在异质性和关联性，以及二者在数字化赋能进程中的协同作用机理。本文基于动态能力理论和“资源-能力-绩效”逻辑，以A股上市制造企业2013—2022年数据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Bootstrap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化转型通过技术赋能驱动企业创新绩效提升；（2）动态能力（机会感知、学习吸收、资源重构能力）和创新能力呈现双重传导机制，在数字化转型驱动创新绩效提升的过程中存在多条路径，动态能力和创新能力是内核动因；（3）环境不确定性抑制了机会感知能力、学习吸收能力、创新能力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但对资源重构能力的调节作用不显著，企业有必要加强对外部环境的警惕和实时监控。研究结论进一步拓展了中国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创新的作用路径，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依据和启示。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人工智能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具有强大的影响经济和社会的能力，研究它的引入是否能够提升制造业企业的创新绩效有重要意义。以中国A股市上市公司中制造业企业2011—2019年的数据为基础，把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看作一次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系统考察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我国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和机制。结果表明：（1）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并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从作用机制来看，人工智能技术可以通过影响政府补贴和企业的劳动力总量、劳动力结构等因素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3）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在不同产权、不同生命周期的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中存在异质性。研究认为，推进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应用不仅能够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扩大创新空间，同时也将成为实现我国制造业“由大变强”的强劲动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对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而现有文献对其具体驱动机制的研究仍显不足。本文基于TOE理论，运用NCA和动态QCA方法，分析2011—2021年我国30个省域面板数据，探讨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的技术、组织和环境要素交互作用形成的新质生产力组态路径。研究发现：第一，技术创新的单个因素均不足以构成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必要条件；第二，实现高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组态路径共有3条，分别是技术-知识产权保护联动型、技术-组织双元联动型、技术-组织-环境多元联动型，其中技术要素始终作为核心条件存在；第三，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要素组态路径呈现一定的时空变化规律。时间维度上，多条组态路径具有时序稳定性且解释力逐步增强；空间维度上，部分组态路径的组内覆盖率存在地区差异。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对我国新质生产力形成路径复杂性机理的认知，为我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科研仪器是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不可或缺的利器，先进的科研仪器本身也是重要的科技创新成果，其发展和创新是推动科技进步的重要因素。本文以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和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成功培育的6个科研仪器项目为研究对象，从产业创新系统视角对科研仪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突破路径进行了研究探讨。研究发现：科研仪器产业高质量发展是知识与技术、多主体创新网络和制度多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拥有国际水平且自主可控的核心技术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多创新主体的有机协同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灵活创新的科研组织模式和科学有效的资金投入机制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制度支撑。研究旨在推动产业创新系统理论创新，丰富科研仪器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并为新时期我国培育科研仪器领军企业、提高产业技术创新水平提供启示。

    复杂产品系统具有独特的技术与市场体制特征，后发者面临冷启动悖论、技术积累难题和路径依赖困境等追赶挑战。基于中国盾构机从追赶到超越的纵向案例研究，本文探究了复杂产品系统技术追赶过程中的用户参与特征与创新运行规律，在深化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的主体互动研究中拓展了复杂产品系统技术追赶的路径参考与管理启示。研究发现，具有特定产品需求和重要产业影响力的关键用户全面参与创新过程并深度影响主体决策，从主体协作、创新效能和学习效应三个层面驱动复杂产品系统产业的技术追赶，在面向追赶挑战中具有应用示范与成熟技术学习、产业组织协同、前沿价值主张等优势，在超越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下的产业协作中发挥着知识整合、场景编排和系统协调等关键作用，驱动了复杂产品系统产业的技术创新与快速追赶。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人工智能已成为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本文选取2004—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方法评估了人工智能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计量结果显示：（1）人工智能显著促进了企业成长，并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2）异质性分析发现，人工智能对企业成长的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小型企业和传统行业表现更为显著；（3）基于人工智能的技术-经济特征视角的机制检验表明，人工智能主要发挥其协同性、创新性和替代性，通过提高企业生产效率、降低管理成本、促进企业创新和优化劳动力雇佣结构来促进企业成长。本文阐明了人工智能在推动企业成长过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及背后的作用机理，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补充和参考。
关键词

   大数据为后发企业创造了创新追赶可能和更具优势的追赶起点，但少有文献探讨如何利用大数据能力推动后发企业创新追赶。本文基于企业能力理论，选取216家长三角地区企业为研究样本，构建大数据能力、能力重构与后发企业创新追赶的理论模型，使用层次回归分析法深入探究大数据能力对后发企业创新追赶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大数据能力有助于后发企业创新追赶；（2）能力重构在大数据获取能力对后发企业创新追赶的影响中有完全中介作用，而在大数据分析整合能力及应用能力对后发企业创新追赶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3）大数据能力推动后发企业创新追赶对于其能力重构存在路径依赖。最后，从强化大数据能力、加强企业能力的动态建设和基于不同的创新追赶进行能力重构等方面给出相应的管理启示。研究结论打开了大数据能力与后发企业创新追赶之间的“黑箱”，丰富了创新追赶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为大数据背景下后发企业能力动态建设与创新追赶提供指导和参考依据。

    推动产业政策市场化转型是实现新时期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路径，对要素资源配置的影响研究成为评估选择性产业政策经济效应的重点内容。针对既有研究中政策行为抽象变量相对固定所导致的政策宏观效应关注不足与有效性边界拓展受限问题，本文基于国家级产业转移承接示范区的准自然实验，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选择性产业政策影响资源错配的机制和效应，并对其经济地理空间距离异质性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发现：(1)国家级产业转移承接示范区的设立将加剧劳动力资源错配，而对资本错配影响并不显著；(2)设立产业转移示范区能有效缓解东部劳动力资源错配，但会加剧中部劳动力资源错配，目前对西部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影响并不显著；(3)“真拥挤假集聚”的拥挤效应、增加政府增长压力以及要素市场供需非均衡是政策扭曲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4)交通通达、人口增速慢、城市规模小的地区政策劳动力资源错配效应显著，而距离大港口与大城市更近将弱化选择性产业政策的劳动力资源错配效应。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进一步理清选择性产业政策对要素资源配置的深层次影响机理，并为政府提升产业政策实施绩效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提供有益的实践启示。

   研发补贴作为政府弥补市场失灵、干预创新资本配置的重要手段，其有效性一直存在巨大争议。本文从研发补贴的效应出发，基于2011—2021年省际面板数据，利用门槛回归模型，识别适宜采用研发补贴的最优规模，并检验知识产权保护能否作为研发补贴“去”创新资本错配效应的“放大器”。实证结果显示：（1）研发补贴缓解创新资本错配的作用效果呈阶梯式递减，一旦补贴超过某一阈限，其缓解作用大大削弱甚至失灵；但当前60%以上省份尚未达到下行拐点，研发补贴仍可作为我国现行有效的创新干预策略。（2）研发补贴缓解创新资本错配的作用效果在创新资本配置不足地区更为显著。（3）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扩大研发补贴缓解创新资本错配的作用效果，且这种纠错效应在东部地区更为明显。本研究为更好发挥政府研发补贴作用、优化创新要素配置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创新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核心，而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的创新活动不仅需要政策精准发力，还需注重政策间的协同效应。然而，关于政策协同效应的研究仍较为稀缺。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加计扣除和加速折旧政策的动态企业价值方程，理论推导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对加计扣除政策优惠力度的强化机制，刻画了该政策组合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协同红利效应，并基于2009—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加速折旧政策与加计扣除政策不仅单独显著促进了企业研发投入，二者组合还能额外提升研发投入，即存在显著的协同红利。此外，政策组合对企业费用化支出和资本化支出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其中对费用化支出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进一步揭示，协同红利主要通过现金流放大效应、研发设备叠加效应和研发人员互补效应三个渠道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协同红利在高所得税税负企业、高所得税率行业、成长期企业，以及行业竞争程度较高或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同时，政策组合还显著提升了企业研发产出水平，且未以牺牲其他要素投入为代价。本文的研究为决策部门优化政策设计、促进政策协同发力提供了理论依据，有助于减少政策效果的不确定性，避免政策合成谬误，从而更好地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目标。

    税收优惠政策对我国上市公司研发创新活动产生重要的影响。为了探究税收优惠新政下上市公司可能存在的研发费用归类问题及原因，以X公司为例并对其研发投入和产出数据进行纵向和横向对比。研究发现：税收优惠新政下企业创新产出与研发投入不成正比。对研发费用明细分析发现，企业存在将其他成本或费用归类调整至研发费用的可能，而且是通过研发人员结构调整得以实现。进一步讨论还发现，企业进行研发费用归类调整的原因是业绩压力过大、市场竞争力不足、被ST处理风险、税收优惠的利好以及监管力度不足所致。文章首次从案例角度对企业研发费用归类调整进行深入探究，不仅丰富了研发费用归类问题的文献研究，而且还能为优化研发费用会计确认，以及加强税收优惠监管方面提供相应的建议与参考。

   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认定政策是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举措，在当前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的关键时期，为推动“卡脖子”技术创新提供了可行方案。基于技术创新系统理论，本文选取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认定政策对企业“卡脖子”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认定政策对企业“卡脖子”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认定政策主要通过创新资金补充、创新人才引育、网络交互、缓解研发不确定性与知识产权保护等途径促进企业“卡脖子”技术创新；拓展研究发现，认定政策还能发挥技术溢出效应，促进其他非认定企业的“卡脖子”技术创新；异质性分析表明，当企业产权性质为国有、位于一、二线城市、产业为新兴产业以及技术中心评级为优良时，认定政策对企业“卡脖子”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更为显著。本研究验证了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认定政策对企业“卡脖子”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拓展了“卡脖子”技术创新的前因研究，在实践层面为政府有效引导企业“卡脖子”技术创新提供理论依据。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企业创新活动配置决策成为影响我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本文采用多项处理效应模型探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研发投入和政企互动对企业利润的影响。研究发现：（1）研发投入与政企互动存在显著的互补效应；（2）相对于既不研发投入又鲜与政府互动的企业，仅进行研发投入将显著抑制企业利润，而常与政府互动却不研发投入对企业利润并无显著影响。当企业同时进行研发投入和政企互动时，企业利润才得以提升；（3）进一步检验发现：在产权保护程度高、税负负担轻或者资源丰裕的地区，研发投入与政企互动的互补性有所减弱。本文扩展并丰富了企业创新活动配置决策的相关研究，为企业如何提升市场竞争力提供了经验证据，对实现我国企业高质量发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加强知识产权国际保护，营造知识产权负责任大国形象是否有助于企业创新的争议由来已久。知识产权保护能否通过“技术引进”效应以推动企业创新有待进行实证检验。本文着眼于2004年前后中国修订《对外贸易法》等与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相关法律规范的准自然实验，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海关数据的合并数据，实证检验了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1）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存在“技术引进”效应，一方面有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另一方面能够推动企业扩大资本品进口的数量与种类，从而有助于企业提升创新绩效。（2）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对企业创新绩效存在异质性影响效应，主要体现在外资企业、非五口通商城市企业与混合贸易企业上。（3）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所引致的创新，最终能够被“消化吸收”形成新产品，实现技术赶超，转化为看得见的“生产力”。本研究从国际贸易的视角实证考察了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创新激励效应，研究结论为通过知识产权领域的制度型开放吸引全球创新要素，破解“技术断供”威胁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标准是国际区域合作实现互联互通的坚实技术支撑和重要机制保障，标准化政策提供了标准化工作的规划部署与制度支持。本研究基于政策扩散理论，运用LDA2Vec模型对国家和省级层面的“一带一路”标准化政策文本进行深度挖掘，系统揭示我国国际区域合作标准化政策扩散的内在逻辑和具有特色的政策模式和特征。研究发现：（1）针对层级政策导向维度，国家政策呈现综合性特点，而地区政策逐级传递、因地制宜，地域异质性明显。（2）针对时间演化维度，“一带一路”标准化政策发展可分为政策动员、拓展和调整三个阶段，并呈现出R型增长态势；同时政策主题演进包含传承、衍生和集成三种类型，而且具有交织融合的特点。（3）层级政策扩散受到纵向强制性扩散、央地互动和横向地方内部因素、学习与模仿机制影响，而路径依赖和社会学习机制是驱动政策随时间演化跨阶段扩散的内在逻辑。本研究丰富了政策扩散理论和国际区域合作标准化政策的相关研究，希冀为推动国际区域合作的高质量发展以及助力全球治理新方案供给提供政策决策体系制定和实施参考。

    业绩反馈是组织开展创新变革的重要决策参照点。异质性业绩产生的模糊性反馈，是管理层制定战略决策时面临的常态，其对企业创新战略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基于中国企业绿色发展背景，本文利用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建构了由财务业绩与研发业绩形成的二元业绩反馈情境，探讨了业绩反馈模糊性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决策参照作用以及产权制度对模糊性条件下企业绿色创新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业绩反馈的模糊性对下一期的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业绩反馈模糊性不利于企业开展绿色创新；相较而言，当财务业绩与研发业绩的反馈表现出期望顺差或期望落差的一致性时，企业下一期的绿色创新会得到显著提升；受到产权制度的影响，国有企业绿色创新对业绩反馈模糊性具有较弱的敏感性，但民营企业的绿色创新绩效在业绩反馈模糊性条件下会表现出明显的下滑。本文从模糊性视角完善了企业行为理论的应用范畴，有利于全面理解企业绿色创新的决策条件和决策逻辑，拓展了企业绿色创新动因的相关研究。

    知识产权制度环境是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保护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基础。本文从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两个维度，提出知识产权制度环境优化的“竞争—合作”双机制理论。进一步地，本文以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设立为准自然实验，运用交错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知识产权制度环境优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城市知识产权制度环境优化能够显著提高所在地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该政策效应具有长期性，且影响随制度环境的持续优化而不断提高。（2）知识产权制度环境的优化可以弥补市场环境的短板，市场环境较不健全地区的企业更容易获得知识产权制度环境的增益。（3）竞争效应机制显示，知识产权制度环境优化既提高了企业间创新竞争的压力，也增强了企业内创新竞争的动力与能力。（4）合作效应机制表明，知识产权制度环境改善降低了合作成本，但创新合作成效来源于企业间知识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优化，而非企业间的合作研发。本文结论为知识产权制度环境优化的双机制理论提供了实证证据，也为进一步优化知识产权制度环境建设举措提供了政策建议。

   互联网变革具有增加经营风险和缓解信息风险的双重效应，而风险是影响审计费用的重要因素。本文理论分析了互联网变革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并利用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1)互联网变革水平的提高在整体上显著增加了企业的审计费用。(2)互联网通过提高企业经营风险以增加审计费用的中介机制显著存在，但通过缓解企业信息风险以降低审计费用的中介机制并不显著，这正是互联网增加而非降低审计费用的内在原因。(3)较高的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和较高审计能力的会计师事务所会抑制互联网提高企业经营风险的消极效应，扩大互联网降低企业信息风险的积极效应。这使得互联网增加审计费用的负面效应在内部控制质量较高和审计能力较强事务所审计的企业中相对更低。本文将宏观互联网技术环境与微观审计收费决策相结合，为互联网技术的经济后果与企业审计费用影响因素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共同富裕共生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命题，数字乡村是推进数字中国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引擎，也构成了推动乡村共富发展的新动能。本文重构数字乡村、乡村共同富裕和数字孪生指标体系，并基于2014—2021年我国30个省际面板数据，探究了数字乡村建设的共富效应以及数字孪生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数字乡村建设显著驱动乡村共同富裕，主要通过乡村的数字基础、经济数字化、治理数字化以及生活数字化来实现；（2）数字乡村建设对乡村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受到数字孪生的调节影响，主要通过乡村的数字基础、经济数字化和治理数字化来实现；（3）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经济相对滞后区域具有更强的共富效应，且数字孪生在不同发展程度区域的调节效应亦呈现显著差异，进一步门槛分析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乡村共同富裕存在基于数字乡村建设的单门槛效应和数字孪生的双门槛效应。以上结论对研究乡村共同富裕和跨越式发展的实现路径，以及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也对区域如何搭建数字乡村生态系统和实现数字孪生技术赋能的政策方案提供有益参考。